2017年钱其琛葬礼：中央领导聚集八宝山送别，还有一位特殊的来宾
2017年5月18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内，一众中央领导人汇集在此。现场气氛庄严肃穆，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悲痛的神色。众人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是为了与一个人做最后的告别——他就是钱其琛，原国务院副总理、新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发言人。钱其琛任外长15年，在任期间鞠躬尽瘁，勤勤恳恳，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外媒更是将他称作“中国的外交教父”。他的事迹被广泛传播，“会见萨达姆”、“东京葬礼”、“香港回归”……这一桩桩一件件，书写了钱老为国为民，传奇的一生。出席东京葬礼，反击日本狂言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积极寻求合作伙伴。中央领导商议过后，决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提议通过后，人选却成了一个大难题。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面向全世界的职位，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在各国媒体的注视下，该如何站立、如何行走、如何笑；面对各种刁钻问题时，如何回答，如何遣词造句，用什么样的语气等等……这都是需要细细斟酌的。就在中央领导为此犹豫不决时，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走进了他们的视线。彼时已经55岁的钱其琛，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革命老辈，他曾在地下党工作多年，为抗日胜利和解放全国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新中国成立后，钱其琛则一直曾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有着丰富的外交和谈判经验，让他来担任新闻发言人一职再合适不过。接到委任后，钱其琛深感这一工作的不易，但同时也下定决心，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新面貌。他的第一次亮相便引发了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外媒评价他：“冷静、低调，言辞中肯。”此后的日子里，钱其琛深耕在外交的工作里，不断向外界展示着中国的变革，与此同时，考验也接踵而至。1989年，日本裕仁天皇去世，日本政府为了纪念他，决定举行一场隆重的葬礼，并向全世界发出邀请，中国也赫然在列。消息一出，立刻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国人们对此愤怒不已。这位在日本备受敬重的裕仁天皇，在中国人的眼里却是一个罪恶滔天的魔鬼。因为正是他主导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导致我国数千万人丧生，家园被毁。而在这种仇恨之下，日方选择邀请中国出席葬礼，用心极其险恶。一时之间，中国成为了众矢之的，各国都投来注视的目光，想要看我们如何化解。中央再三商讨后，决定派钱其琛以“主席特使”的身份出席葬礼。就在钱其琛即将动身前往东京时，日本首相竹下登却在国会上进行了一番迷惑发言。他称：“日本此前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并不是侵略。”还表示：“裕仁天皇根本无需为战争负责。”这一番开脱的言辞令国际社会也感到十分不妥，钱其琛更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反驳：“历史事实，谁也无法改变。”1989年2月24日，超过163个国家的元首、总理等出现在裕仁的葬礼上。当钱其琛缓步走入会场后，顿时成为了人群注视的焦点。当天下午，竹下登在结束葬礼后，与钱其琛进行了会面。他说自己很重视中日之间的关系，并希望中日两国可以长久地发展友好关系。对于竹下登这种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行径，钱其琛面不改色，只用四个字表达了中方的态度——正视历史。“只有日方正确对待历史，在中日才能真正的友好发展。”钱其琛坚毅果断的处事风格获得了一致好评，压力之下，竹下登于几天后的国会上承认自己用词不当，并明确表示：“此前战争对中国造成了巨大伤害，日本侵略事实不可否认。”周旋各国，与萨达姆正面交锋此次东京之行，严格来说更像是钱其琛的一次外交秀场。在结束了与竹下登的对弈后，钱其琛在短短两天时间内，分别会见了英国、德国、印度等国家的外交部长，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不仅如此，钱其琛还与那时尚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印尼国务部长穆迪约诺进行了交流。谈话中，双方都认为是时候开启两国友好互通的桥梁。在穆迪约诺的引荐下，钱其琛见到了时任印尼总统苏哈，对方表示：“印尼一直承认中国，也期待与中国的合作。”随后不久，钱其琛与穆迪约诺共同召开了记者会，将中印建交一事提上了日程。消息出现在各大报社的头版头条，媒体纷纷称赞，“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不过，在钱其琛的精彩外交生涯中，“东京葬礼”并不是什么大事件。1991年，伊拉克军队在总统萨达姆的命令下，向着邻国科威特发起了攻击，并在短短半日内，接连占领了科威特的几大重要城市。萨达姆及其军队的行动立时引发了严重的国际危机，在联合国紧急会议上，美国情绪激动的表示要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这一想法，与主张和平的中国背道而驰，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然而几番回合下来，却是谁也没能说服谁。最后，中方决定派外交人员前往伊拉克进行调解，美国见状也承诺：现在中方调解期间，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拉克动武。事关国际社会的安稳，如此重任最终落在了钱其琛的身上。出发前，钱其琛特意先拜访了其他几个中东国家，在明确了大家都向往和平的心愿后，钱其琛怀着沉重的心情赶赴伊拉克。见到萨达姆后，钱其琛首先向其表达了中方在这一事件中“不会偏袒任何一方”的中立立场，随后又详细地分析了战争可能带来的利害关系。“我再次建议您选择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谁知，面对钱其琛的诚心劝告，萨达姆的态度始终漫不经心，甚至将科威特与中国香港拿做比较。“就像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一样，科威特也应该属于伊拉克。”如此无礼的言论令钱其琛有些不悦，但他并未显露出来，而是冷静指出萨达姆是在“偷换概念”。“香港自古便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历史有记载，联合国也有认证，但科威特好像并不是这样。”钱其琛的发言有理有据，让萨达姆倍感尴尬。见在言语上讨不到什么好，他逐渐不耐烦起来，最后更是直接起身结束了会谈。见萨达姆如此态度，钱其琛深知对方并不会采纳自己的意见。他想到此前访问其他中东小国时，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神，心中感慨万千。回国前，钱其琛特意又走了一遍来时的路，将自己与萨达姆会面的结果告知众人。尽管结果充满遗憾，但钱其琛及中国在此次事件中所做出的努力仍然得到了各国的尊敬，也对海湾战争的走向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此次事件不仅奠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1982年起，钱其琛的外交生涯长达15年，一直到70多岁才不舍地离开这个岗位。退休后，他将自己所经历的事件撰写成书。他说：“很多事情，我们不说，外国人就会添油加醋，写下来，也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因病离世，众领导礼堂送别钱其琛退休后，受邀来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从前作为外交官，他行事严谨，逻辑缜密；如今变成老师，在面对学生时只有和蔼和亲切。任教的五年里，他勤勤恳恳，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人人都尊他一声“钱老”。而当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离开时，每个人的心中都万分悲痛。2017年5月9日，钱其琛因病离世，享年90岁。在钱老的葬礼上，各大中央领导、外交部人员等纷纷赶来，只为送他最后一程。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钱其琛的遗体静静躺在棺椁之中，他的面容看起来依然那么慈祥安静，仿佛只是睡着了而已。众人对着钱老的遗体鞠躬，依次上前与他做着最后的告别。曾与钱其琛一同在外交部共事的杨文昌，面对着老战友的遗体双目通红，眼含热泪。杨文昌说，“当年钱老出任外交官的时候，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是他挺身而出，解决了当时的外交困境。”不少外国媒体在得知钱其琛去世的消息后发文惋惜，而许多曾与钱老有过交流的外交人员都表示：“与他打交道是一件令人舒适的事情。”其中有一句评价是这样说的——“他的思维很犀利，但言辞却很婉转，永远不会叫人难堪。”在钱老的葬礼现场，除了中央领导人和曾与他共事的人员之外，还有一位特殊的来宾，他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执行长官——梁振英。许多年前，钱其琛受命赶赴香港，进行回归的筹备工作，而梁振英就是在那时认识了钱老，并拥有了一段与之一起拼搏奋斗的经历。“自1993年开始，我在钱老的带领下开始了迎接香港回归的工作，那段时光至今难忘。”在梁振英的口中，钱其琛是一个有着绝对领导风格的上级，开会时敏锐洞察，处理问题时从容果断，而在私下里则又十分儒雅温和。当年，第一任执行长官的票选现场，梁振英与钱老及另一名同事组成了唱票团。由于太过兴奋，他与另一名同事频频失误，导致票数出现问题。在一片慌乱的氛围中，钱老仍保持着理智，还轻拍肩膀安抚他不要紧张。“我还记得那一天，钱老就站在我前侧，当五星红旗升起那一刻他是那么地激动。”梁振英说，香港正式回归那一天，他看见钱其琛抬头仰望着国旗，双手都控制不住地颤抖。他想，那或许是钱老几十年工作生涯中，唯一一次失态吧。钱其琛曾经说过，“外交工作的意义在于维护和平，为全人类求和平，为国家谋发展。”当年，他开创外交发言人的先河，为国家的发展四处奔波，不辞辛劳；如今，越来越多的外交人奔走在第一线，为维护祖国的利益和尊严勇敢发声。相信钱老看到这一切，也一定会为祖国的今天感到自豪。
本信息由网络用户发布，本站只提供信息展示，内容详情请与官方联系确认。
